中国期货市场的诞生与发展，深刻反映了经济体制改革与市场化进程的内在需求。其起源可追溯至改革开放初期，当时价格双轨制下的剧烈波动使实体企业面临巨大经营风险，迫切需要建立风险对冲机制。这一客观需求，加上对国际成熟市场经验的借鉴，共同催生了中国现代期货市场的探索。

理论准备与早期试点（1988-1990）构成了市场的萌芽期。1988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国家体改委联合提交《关于期货制度研究》报告，首次正式提出建立期货市场的设想，这标志着国家层面对期货工具的认可。随后，在“价格改革闯关”背景下，郑州粮食批发市场于1990年10月12日开业，虽以现货交易为主，但引入了期货交易机制的核心要素——远期合约的标准化与转让，被誉为中国期货市场的发端。其核心使命是稳定粮价、调节供求，为后续纯粹期货合约的推出积累了宝贵经验。

交易所兴起与盲目扩张（1991-1993）是市场早期发展的显著特征。在郑州试点的示范效应下，各地对设立交易所热情高涨。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1991年6月）、上海金属交易所（1992年5月）、苏州商品交易所等相继成立，交易品种迅速从农产品扩展至金属、建材、化工等。至1993年底，全国各类期货交易所或冠以交易所名称的机构竟超过50家，期货经纪公司近千家。这种爆发式增长虽体现了市场活力，但也暴露了监管滞后、规则不统一、投机过度、运作不规范等问题，蕴藏着巨大风险。

治理整顿与规范发展（1993-1999）成为这一阶段的主题。针对乱象，国务院于1993年11月发布《关于坚决制止期货市场盲目发展的通知》，首次明确由证监会负责监管。第一次整顿关闭了不合格交易所，将50余家压缩至15家。1998年，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如“327国债期货事件”等风险事件的教训，国务院进行第二次更严厉整顿：交易所数量最终合并为上海、郑州、大连三家；交易品种大幅缩减，仅保留铜、铝、大豆等少数关系国计民生且较成熟品种；清理整顿期货经纪公司，严格实行许可证制度；出台《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1999年）及配套办法，构建起初步的法律法规框架。此阶段以“规范”为核心，牺牲了部分市场活力，但为长远健康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纵观中国期货市场的起源与早期发展，其路径清晰呈现需求驱动与政府主导的双重特征：一方面，实体经济规避价格风险的内在需求是根本动力；另一方面，政府通过试点探索、制度供给和强力监管，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同时引导市场从无序走向规范。早期经历的狂热与整顿，深刻揭示了期货市场健康运行对完善法规、健全监管、控制投机和培育成熟参与者的高度依赖性。这一阶段积累的经验与教训，为此后中国期货市场的逐步壮大和功能深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历史参照。